1955年，在离授勋仪式还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候，一位开国将军愤怒地看着自己肩膀上的肩章，突然间，猛地把肩章扯了下来，怒吼道：

　　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，但作为家中的独子，段苏权受到了父母的特别关爱，从小也接受了较好的教育。

　　14岁时，他加入了共青团，16岁时，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正式加入了工农红军，并担任了红八军青年科科长。

　　由于他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，识字读书，段苏权在队伍中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因此在队伍里也受到很高的重视。

　　在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师后，任弼时和贺老总决定将队伍向湘西转移，为了牵制敌军，他们留下了黔东独立师，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这支独立师的政委。

　　这支独立师面临极大困难，正式兵员仅有700人，还有300多名伤员，配备的不足300支，且每支枪的弹药仅有3到5发。

　　18岁的段苏权接下了这个重任。他和师长王光泽迅速整理工作，首先安置了300多名伤员。随后，他带领700多名战士，摆开阵势，在黔东根据地周围与敌军展开周旋，并喊出了“黔东根据地不能丢！”的口号。

　　这一行动成功迷惑了敌人，敌军误以为“独立师”是主力部队，迅速调集10个团展开围剿。

　　接下来的十余天里，独立师与敌军展开了20多次激烈战斗，敌人被他们的灵活战术折腾得焦头烂额，不断增兵，而主力部队则趁机安全转移，向湘西进发。

　　任务完成后，独立师决定向梵净山撤退，不料敌军依旧紧追不舍，并联合地方民团协同作战，将独立师困入包围圈。

　　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，段苏权右脚踝被敌人子弹击中，无法站立。为了不拖累队伍，他主动要求留下养伤。王光泽起初不同意，但最终同意留下两名战士照顾他，带着其他队员含泪告别。

　　几天后，独立团在秀山县上川遭遇民团拦截，王光泽不幸被捕。12月21日，蒋介石下令处决他，时年31岁。

　　段苏权此时还不知道独立师已全军覆没，他曾带着伤外出寻找战友，途中差点被团丁杀害，幸得李木富救助并收留。

　　为了确保安全，李木富将他藏在后山山洞中，每天偷偷送水送饭，还采药为段苏权治疗伤口。

　　段苏权休养了半个月，伤势好转后决定回湖南老家。临走时，李木富为他做了一根拐杖，并送上一只木碗。

　　段苏权拖着伤腿，历时九个月终于回到湖南茶陵。回家后，他在家待了三年，期间一直在寻找革命队伍的下落，但始终未果。

　　1937年9月，段苏权得知红军已变为八路军，并得知太原有我军办事处。他冒着风险偷偷爬上一辆运兵车，历尽艰难，独自一人来到太原。

　　正巧，任弼时在太原征兵处。当他看到段苏权时，大为震惊，急忙问询，才得知段苏权这两年的遭遇。任弼时感慨道：

　　段苏权经历了生死考验后，再次回到红军队伍。随后他进入军政大学进行系统的学习，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。

　　学成归来后，段苏权回到部队，继续与敌人作战。无论多么艰难的战斗，他始终冲在最前线，证明了自己是经过组织考验的优秀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段苏权被任命为热河军区司令员，军衔升至少将，并参与与的斡旋。然而谈判未能成功，随后的解放战争爆发。段苏权接替黄永胜，担任八纵司令员，参与了辽沈战役。

　　虽然战役最终获胜，段苏权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未达到预期，这也是他仅获少将军衔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作战开始时，东北野战军命令八纵攻占锦州外围机场，但电报送到段苏权时已耽误了四个小时。锦州外围有两个机场，一个是已废弃的全屯机场，另一个是距离七纵和九纵较近的西机场，电报未明确指示目标机场。

　　段苏权收到电报后，正在考虑选择目标时，刘亚楼打来电话，询问任务完成情况。得知战斗尚未开始时，刘亚楼愤怒地挂断了电话。幸运的是，段苏权及时调整了计划，最终没有影响整体作战方针。

　　第二次失误发生在攻占阵地后，由于麻痹大意，阵地被丢失。虽然段苏权成功重新夺回阵地，但上级从敌人截获的情报仍使他受到批评。

　　第三次问题出现在攻打锦州时，由于进攻缓慢，段苏权遭到了批评。加上他在养伤期间回家，没人能够为他辩护，导致中央对他的历史问题有所顾虑。

　　最终在授勋时，考虑到这些遗留问题，中央仅授予段苏权少将军衔。段苏权对此感到非常委屈，自己为革命事业付出如此多，冒着生死危险，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。愤怒之下，他撕下了肩章，回家后对此事保持沉默，从未再提。

　　直到1993年，段苏权因病去世，在他的葬礼上，按照他的遗愿，家人没有为他穿上军装，也没有为骨灰盖上军旗，而是让他穿上了中山服，安静地入殓。

　　1955年，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虽然如此，他依然全身心投入到人民军队的建设中，培养了不少优秀将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